赵小丁：拳拳学子心
拳 拳 学 子 心
赵小丁
30年前，我曾是在校就读的一名舞蹈学子。时光如水﹑岁月如流，一晃30年过去了，如今，虽然学校已经旧貌换新颜了，但是，在校时学习﹑生活和工作的美好记忆，犹如昨天发生的事一样。昔日的一草一木﹑点点滴滴，仍然历历在目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还你一辆汽车
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我留校担任舞蹈教师的第5个年头，我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首届后本中文专业，毕业后从舞蹈转入文化课的教学工作，我由一个生性好动的舞者，一夜之间成了一个貌似儒雅的语文教师。那个时候，师生之间的关系处在非常和谐﹑融洽的氛围中，无论是舞蹈﹑器乐，还是声乐、二人台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，来自那个地区，甚至他们父母的名字，都能详细知道。学生在生活中，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或烦心事，他们也会毫无顾忌地找到老师寻求帮助。要是恰巧碰到了饭点儿，兴许还能在老师家蹭上顿饭，借机改善一下伙食，那也算是意外收获了。在老师的眼里，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学生的大小事，老师都要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比如上课时发现有没来的学生，老师就会直奔学生的宿舍问个究竟，如果学生生病，老师还会将病号饭端到他的床前……
那时，师生间的思想交流单纯而又有效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疏离感，尤其是我们这些与学生年龄相差无几的年轻教师，与学生的关系更是达到了上课是老师，下课是哥儿们的境界。至于学生向你借点钱，外出借借自行车，更是常有的事。
有一次一个学生，把我新买的自行车借出去丢了，我知道后对这位学生发火了，竟忘记自己的教师身份，在众多学生面前，把他臭骂了一顿。要知道在那个凭票买车的年月，买一辆锰钢大链盒的自行车是多么难啊，尤其对我这个每月只有34元工资的教师来说，那可是唯一豪华的家产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被我责骂急了的学生，哭丧着脸向我喊道；
“赵老师，我丢了你的自行车，等我毕业后挣了钱，还给你一辆汽车！”
几年前，一次偶然机会，我和这位当年的学生不期而遇了，他已结婚生子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看起来已非常成熟了。谈起当年的事，我们不禁笑得流出了眼泪，我打趣地追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兑现当年许下的诺言，他狡猾地笑着告诉我：
“老师你耐心等待，以后我会给你买一辆世界上最棒的汽车。”又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诺言，虽然只是一句玩笑，可是我们师生之间却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完、时时记忆起来的温馨话题……
看电影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校园的文化生活非常缺乏，平日若能看到一场文艺演出或电影，你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。我当时担任1982级的语文教师和学校的教职工团支部书记。有一天晚饭后，班长赵长福和张楠，领着同学找到我的宿舍，恳求我带着他们去看电影。看着这些学生期盼的眼光，我稍作犹豫后，便同意了。临行前，我们约法三章，把看电影当成是一次实践活动，看完电影，每人写出一篇观后感。
夏日的傍晚，空气清爽而迷人，同学们高兴地唱着﹑跳着，来到桥靠电影院，让人感到高兴的是，碰巧是一部叫《雾都孤儿》的外国影片。电影开始了，同学们很快被电影中的故事吸引住了，有的同学被电影的情节所感动，悄悄地抽泣起来……
当我们正沉浸在电影感伤情节之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周围的学生一阵骚动，他们互相咬着耳朵说着什么，随后就一个个地悄然离开座位，不见了踪影，唯独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影院里。这时，我才发现在影院昏暗的光线里，有一个人在招呼学生们离场，嘴里还在不住地说着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此人原来是这个班的音乐课老师兼班主任那仁岱。他素以严厉、直拗闻名校园，学生们对他是又敬又畏，以至于20多年后，他当年的学生见到他，仍然是战战兢兢。
后来他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，毕业回来后，我们彼此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交往。每当说起这件事，他总会流露出自责的神情，说自己那时年轻，处理问题过于简单﹑急躁，有时甚至不近人情。其实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已经给学生布置了作业，晚间查自习时，发现不见了学生，情急之下，他几乎转遍了附近几家电影院，才把学生拉回了学校，却不知罪魁祸首就是我。
学生时代发生的事总是刻骨铭心、终身难忘的。每当我们这个班的师生相聚一起的时候，大家总不忘说起20多年前看电影的趣事。他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，为人师﹑为人父了，才更深刻地理解当年老师的良苦用心，更会明白要学好知识，不但要专心，更要刻苦，还得忍耐得住寂寞，这才是成才之路。
涨了5斤粮
有人曾经问我，“什么是舞蹈”？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：当你舞蹈的时候，你会总觉得很累﹑很苦，当你离开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惋惜﹑失去了快乐，这就是舞蹈。个中滋味，只有亲历过舞蹈的人，才能深刻体会到。
我们学习舞蹈的时候，正值国家困难时期，所有的生活用品，包括粮食都要凭票供应。舞蹈专业学生的粮食定量，和其它专业的学生不一样，每月37斤，这对我们舞蹈学生来说，是远远不够吃的。舞蹈学生活动量大﹑体力消耗多，年龄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，所以总觉得肚里空荡荡的。那时副食供应也匮乏，每天除4两细粮外，每顿饭都是钢丝面﹑窝头和大烩菜。菜给的非常少，每到窗口打菜，我总不由自主地盯着大师傅那一舀一哆嗦的手，生怕快到碗里的菜，又掉回菜盆里。要知道，没有少的可怜的菜，硬梆梆的玉米面窝头无论如何是难以下咽的。
平日的生活，除了学习，吃是谈论最多的话题。如果哪位同学家里寄来吃的东西，大家就一拥而上，分而食之。有一次大家打赌，张玉科同学竟一次吃下了7个拳头大的窝头，让人羡慕、佩服，奖给他一个鸡蛋。当时我们最愿意做的劳动是到食堂帮厨，可以随心所欲地美美吃上一顿饱饭。食堂的大师傅是我们当时最羡慕的人，有一次晚上做梦，竟梦见自己当上了大师傅。语文老师让我们写过一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的作文，老师的本意是写英雄，好多同学却写的是食堂的大师傅。
虽然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，但刻苦学习舞蹈的劲头却到了痴迷程度，学制虽短（三年），可收获甚丰。那时学校比较大的排练厅只有一间，每班每周也只能轮上两次，为了能多在大排练室练功，每天匆匆吃完晚饭，就早早来到排练厅上晚自习，排练厅的中央和正面的镜子前，都是我们抢占的制高点，低年级的同学只能望镜兴叹。我们一个宿舍的同学为了能在大排练室练早功，在下晚自习的时候，乘管理人员不备，把其中的一扇窗子的插销悄悄地拔开。第二天，天不亮我们就从床上爬起来，从窗子里钻进排练厅摸黑练起功来。大约练了一个多小时，天还总不见亮，跑到排练厅后面杨健老师家一问，才知道刚刚6点钟，于是我们相互埋怨着回到宿舍，重新睡起觉来。那天不光耽误了吃早饭，还因为上课迟到，挨了老师一顿臭骂。
校长莫尔吉胡，深知我们专业的性质和特殊性，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，他请粮食局的领导到排练厅看舞蹈课。其目的是想让他们亲眼目睹舞蹈学习的辛劳程度，从而使我们的粮食供应得到提高。那堂课是我学习舞蹈以来最累的一堂课。我是班里的班长，上课前我和大家相约，谁也不能掉链子。开始上课了，全班同学都使出了浑身的劲，把杆上﹑把杆下的每一个舞姿都做得一丝不苟；跳转腾挪，每一个技巧无不干净利索。沈文奎老师，让我们把每次应做两遍的动作，连续做了4遍，临完还特意叫出几个同学，做了几个毯子功课才有的蛮子和键子、小翻等高难技巧。随着老师的一声“下课”，我们全班同学都大汗淋漓地瘫坐在了地板上喘息。
粮食局的领导被感动了，当场拍板，向我们宣布：“从下个月起，给每位舞蹈专业的同学涨5斤粮！”我们的粮食定量达到了重体力劳动的标准，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学校对我们每一个舞蹈学子的关怀和爱护。
去演出
上世纪70年代，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一次艺术实践活动，那就是下乡演出。学习乌兰牧骑，学校按照声乐﹑器乐﹑舞蹈专业，分别组成了三个队，时称内蒙古艺术学校乌兰牧骑演出队。我被分在了乌兰牧骑三队，同队有我们舞蹈班的杨恩和﹑苏彦军﹑张玉科﹑厚瑞杰﹑王桂英﹑李艳萍﹑高娃﹑图亚等同学；有声乐和器乐班的同学石建平﹑李克﹑娜布沁花和吕杰﹑杨忠才﹑格日乐等人。我们可以说是三个乌兰牧骑队中，演员阵容最精良的一个队，不论是在排练﹑演出﹑创作，还是在纪律等方面都是最棒的，并因此还得到了学校的大会表彰。
我们当时排练演出的节目，都很贴近农牧民的生活，并且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。舞蹈 《剪羊毛》、《 挤奶员》、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》、《鄂尔多斯舞》和男女声二重唱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，笛子独奏《运粮忙》、二胡独奏《赛马》都是我们的保留节目。这些节目虽然不知演出了多少遍了，可是每次演出我们都充满激情。这些节目深受农牧民的欢迎，他们通过听收音机，把这些舞曲和乐曲记得非常熟悉，我们台上演，他们就跟着唱，台上台下，彼此呼应，场面热烈感人。
那时演出场地非常简陋，随便平整一下，两边栽两根木桩，拉一根铁丝吊上几个棉花球﹑蘸上些柴油点燃，就算是舞台灯光了。晚上演出麻烦比较多，由于光线昏暗，缺少标志物，舞蹈班的同学做旋转动作时，往往会失去了方位感，身不由己地朝别的地方、甚至相反的方向转去，为了合上节奏，只有再即兴加上一个动作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。1974年去大青山抗日老区演出时，因为山区地势坡度大，一位同学在做旋转动作时，竟顺着山坡一路转得没了踪影，惊得老乡都纷纷站起身来，睁大眼睛期待着下一个动作的出现。
我们曾有过两次去牧区演出的经历，七月的草原，绿草如茵，一望无际。一阵微风吹来，野花和草地的清香扑面而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第一次来草原的同学，完全被眼前草原的绮丽景色吸引住了。从牧区来的声乐专业的娜布沁花同学，唱起了蒙古族长调，悠扬的歌声在空旷﹑深邃的草原上回荡，和大自然完全融为了一体，显得那么和谐﹑动人。她说：“我一回到草原就不由得想唱歌。”我们在各个营盘辗转演出的路途中，她竟然走了一路唱了一路，一首歌接一首歌，歌喉清脆而悠长，好像永远也唱不够，因此她在我们三队还得到了一个“铁嗓子”的绰号。她的演唱也非常受牧民的欢迎，每当她唱完一首歌，总会听到台下的牧民们高声地喊着：赛很道勒，道道勒好一勒！（唱得好，再来一个）。
每天白天演一场，晚上还要演一场。往往一场还没演完，另外一个大队来接我们的车就到了。那时草原的牧民很少能看到演出，我们还没有到场，牧民们就携儿带女，一群一伙地坐在地上等候了，他们那兴高采烈的表情，就像过节一样快乐。有的牧民，甚至从十几里以外的地方专程赶来看我们的演出，有的牧民骑着马，尾随着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，令我们每一个同学和老师都十分感动。
每到一地，牧民们都给了我们最高的礼遇，他们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。我也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奶茶的醇香和新鲜的手扒肉的味道，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。每次演出开始前，他们都要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郑重其事地说一番类似欢迎的话，然后才开演，足见牧民对我们的尊重。
如今，一晃30年过去了，下乡演出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，我永远忘不了与牧民们同吃﹑同住﹑同劳动的那些难忘的日子；忘不了， 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﹑“白云下面马儿跑” 的美丽草原；忘不了，牧民们一张张纯朴﹑而又真诚﹑善良的笑脸……
我们的指导员
我在母校学习的时候，那时负责我们生活﹑学习和管理的领导不叫书记，而称指导员。我们舞蹈科的指导员是张玉家老师。他个子不高，黑黝黝的脸膛，眼睛炯炯有神。他的嗓音略有些沙哑，说起话来显得低沉有力。听说，他的嗓子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一颗飞来子弹所伤而致，所以我们与他第一次见面，就无形中对他平添了一种崇敬之情。印象中他常年总穿一件褪了色的黄军大衣，走起路来急冲冲的，干起事来雷厉风行，果断而干练，浑身都透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气质。
在我们同学眼中，他是严肃有余，温情不足的领导。在他的脸上很少能找到一丝笑容，好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令他满意。大到有的同学旷课﹑迟到；小到不叠被子﹑不洗碗，都会受到严厉的训斥，许多同学也因此对他产生了一种畏惧感。有时同学闹些小矛盾或发生个口角，甚至打架，只要有人喊一句：指导员来了，事态很快平息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。
学校不允许学生抽烟，我们班有的同学偷偷地抽。张指导员几次在大会上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我碍于同学的情面，所以就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。张指导员知道后，就每天都早来晚走，到每个学生宿舍巡查完才回家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学饭后刚点了一根烟，正在喷云吐雾时，指导员突然来到了宿舍。情急之下，这位同学急忙将香烟藏到了背后。当指导员问起时，大家都说没人抽烟。此时，一缕青烟从那位同学的背后冉冉升了起来……指导员狠狠地瞪了这位非常尴尬的同学一眼，却并没有当面批评他，而是将我和另外一位班长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
当时我感到委屈，并不理解指导员的深意。很多年后我才明白，指导员就是用这样独有的工作方法，最终赢得全体舞蹈学生的信任和尊重。张指导员貌似冷酷，心里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人格尊重和爱护。他是非分明，襟怀坦白。对我们的缺点绝不袒护，但背后从不给学生“穿小鞋”，以至于很多后进的同学毕业后，谈到张指导时也是感激有加。
张指导员看似简单﹑粗犷，其实，工作中却是非常认真和细腻的。他熟悉我们每一个同学的性格和爱好，也熟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思想活动。他有一个记工作笔记的习惯，事情无论大小都要随手记下来。他对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工作针对性非常强，从不凭印象和现象下结论。他对待任何事情都讲求实事求是，不夸大﹑也不缩小，所以学生们在他面前总是心服口服的。久而久之，同学们也逐渐由惧他﹑恨他﹑不理解他，到愿意接近他﹑认识他﹑爱戴他。
事隔30年后，一次我与他的儿子（学院组宣部的副编审张世超）谈到他的父亲时，他也感慨万分。他现在还仍保存着他父亲好几十本当年的的工作笔记，那上面记录着许许多多学生的名字，其中赫然还有我的大名。我听后心里一阵发热﹑发紧，算起来我们的指导员当年在校时差不多也是我现在的年龄啊。人近知天命之年，亲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，必然会感悟良多，也更加体会到了，当年张指导员对我们酷似严父般的爱是那么珍贵，那么值得让人尊重。
那时粮食要定量供应，细粮更是少得可怜，如遇孩子多的人家，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了。张指导员家有三个孩子，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家，生活自然过得异常窘迫。可是他从不占公家的任何便宜。记得有一次，学校改善伙食，吃的是被同学们戏称 “肉龙”的有肉馅的馒头。那天正赶上张指导员到食堂巡视，一位大师傅，把几个平日很少吃到的“肉龙”，递到了他的面前。张指导员摆摆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饭厅。要知道，这些东西拿回去，足可以让全家人都美美地吃上一顿，可张指导员却拒绝了食堂师傅的好意，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同学都感到困惑和不解。还有一次指导员对我们发火的记忆：那次，他在食堂里看见泔水桶里，有许多同学们扔掉的饭菜后，他声音嘶哑地朝我们喊道；“你们吃的都肚皮白了！”这是我印象中指导员真的对我们发火的一次。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声音竟然如此洪亮和有震撼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指导员当时那张因发怒而被涨得发紫的脸，和这句让人振聋发聩的话仍然那么清晰，余音在耳。
张指导员已经远离我们20多年了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仍然让我记忆犹新。他生前长期患胃病，深受疾病的折磨。在与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，我们经常看到他用手摁着胃部，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还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冰冷干硬的馒头吃上两口（胃切除需要多食）。我们那时太小，竟不知指导员是带病坚持着工作啊。当我们毕业以后知道了这一切时，张指导员已经离开了我们。至今我们常常会想到他那略带沙哑的话语和谆谆的教诲，他那永远步履匆匆的脚步，他身穿黄军大衣迎风走去的背影。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对指导员说：敬爱的指导员，您放心吧，如今我们已经长大了，我们没有辜负您的希望。我们会像您一样认真地做人﹑做事，敬业爱岗。您高贵的品质和坚强的意志在我们心中永存。